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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后殖民童年

作者:钟永丰 2016-02-24 08:04 来源:单读APP 编辑:美朵

文章摘要
钟永丰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也是诗人,他的创作像是大地的根茎,始终从乡村汲取养分。在这篇文章中,他回忆了自己童年时代的音乐养成史,以及1970 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

我的后殖民童年

我的后殖民童年记忆的封面,是土砖书房里,二叔听着美国灵魂乐歌手 Otis Redding(1941—1967)的《Sittin on The Dock of the Bay》,眯着眼,蹙着眉,嘟着嘴,耸着肩,双手摆胸前,摇着牛仔裤紧裹的屁股,乘着慵懒的拍浪节奏,跳着他自以为称霸舞会的黑人舞步。

大概是抢市场,或反映现代化经济的飞腾,那时翻版唱片色彩大胆。Redding 这首歌收在一堆没什么逻辑的畅销曲杂烩里。从封套里抽出唱片,嚇!是红沉沉的颜色,端起来对窗,立刻转成鲜跳的亮红。封面长得奇怪,但我用心地记住了。暑假结束,二叔要坐一整天的火车,回到远远的基隆,念那所被他当成舞蹈专科学校的海洋大学,书房里的电唱机与唱片,就归我专属了。二叔跳舞的样子,他吹嘘的舞会,我没有兴趣,但那唱片一放,哦,立刻有种东西要冲出身体,真像雨后的香蕉园: 蚯蚓、蜈蚣,还有一堆莫名其妙的虫虫,蠢蠢窜动!

Otis Redding

1973 年,小学四年级,我不会英文。没关系!那些封面很好记,都是阿美仔(我们那一带对美国人的称呼)夸张、爱现、沉醉的表情。我迷上摇滚乐团 The Doors 的《Light My Fire》,放牛时哼着歌中的电风琴短旋律给九岁的童年听,牛的踩步变鼓点,天空不再寂寞。后来又发现 José Feliciano(1945—)的翻唱曲,轻灵地把原唱的狂喜塞进好几丈深的阴郁中,像母亲拿手的芋头饭,一口下去,味道有好几层。我心里按着这些新发现的喜悦秘密,无人可讲,如同母亲的心事,她刚腌制的酱菜,只能搁在最内层。

一个学期快得像天空只换几片云。二叔放假回来,顺便就把听腻、不喜欢或不再流行的唱片带回家。他走后我一张一张放,记住有意思的唱片。二叔追流行;有些歌很无聊,譬如《Knock Three Times》,什么敲三下,被黄俊雄布袋戏改成醉弥勒的喝酒歌,还是无聊。有些歌会在心上跺脚印,譬如《House of the Rising Sun》,翻成“日升之屋”。动物合唱团唱红的那个版本,被黄俊雄改成孝女白琴的送葬歌,依然痛肠。披头士的歌当然少不了,那首《Yesterday》真多人改编!最讨厌波尔玛丽亚大乐团的器乐曲版本,轻得像是鹅群赶路时掉下的碎羽毛。

二叔毕业,按学科,应该跑船,但他喜欢有阿美仔的热闹地方。希尔顿饭店刚落脚台北,他跑去应征,一试便中。二叔英文溜,人来疯,擅长即兴表演,头发自然卷,带点暗红,胡须又多,初中便被叫作荷兰人。他也真喜欢这称号;他的自我想象一定是阿美仔,我想,像 Tom Jones 之类的性感流行歌手,随便几首歌,女歌迷就把奶罩、小内裤扔上来的那种。二叔很快干上经理级,听说小费很多,但那时他已不买唱片。

二叔出生那年日本殖民政府退出台湾,韩战爆发第二年他念小学,美国在台湾撑起保护伞。他那一辈是第一批吃美援馒头、啃美援饼干、穿美援面粉袋内裤的小学生。国共进入冷战,美军顾问团进驻台湾,美军电台成天播送美国流行音乐。到了二叔的大学时代,仿美的年轻人纷纷冒出头。二叔在家,若看我呆在电视布袋戏或卡通里,准骂声没水平,然后正义凛然地把频道转奉给余光主持的《青春旋律》,等候张艾嘉、胡茵梦、苏芮出来美美地翻唱热门音乐。

The Doors 乐队

当然,流行乐对念大学没帮助。能送二叔上大学,靠的是他兄嫂、我父母带着全家老小拼死拼活地种烟草。1970 年代是美浓烟草经济的顶峰,产量占全台 1/4。冬天一到,美浓平原乌绿一片,一两万人忙进忙出,几千栋烟楼日夜熏烤。烟草的产值远高于稻米,但劳动力需求大,工时又长,生产及销售受政府严控。父母那辈的烟农称烟业为“冤业”,无不希望孩子把书念好,将来坐横桌办公,拉拔全家脱开泥巴的沾黏。因此能考上大学的,最有资格享受家里的辛苦积累,况且他们还让家里在地方上这么有面子。

二叔是我家历来第一位大学生,受父亲及祖父疼爱,物质欲豁免于客家的省俭道德。想有电唱机跟上流行?好,去买。想载女同学缺摩托车?好,去牵。二叔那一辈的美浓大学生,是我镇历史上最紧跟现代流行的一群后生。他们疯电影、迷美国流行文化,成群结队游乐。当然,家里的农事仍得帮多帮少。于是交代完白天的分工,二叔他们弄来手提电唱机,架在秋收的晒谷场中央,大伙儿围着跳舞。

熏烟叶的寒夜,二叔绝不一人掌火,随时都是一伙后生聚在烟楼,听着电台里的流行乐,把偷来的鸡、摸来的狗,煮成下酒的宵夜。他们是我镇历史上仅有的纨绔子弟,烟草时代的宠儿。

二叔是我们这些土孩子眼中的文化英雄,他每年寒暑假回来是大事。若他兴致好,会召我们进土砖书房,用电唱机为大家播放最近买的唱片,讲解最新的流行观点。“你们听,那黑人嗓音,拉得多漂亮!”为了说明黑人音乐如何纠结灵魂,他会仰头眯眼、双手抓心。“还有那节奏,碰!碰!碰!”二叔讲着讲着,又唱又跳。我们这些土孩子眼瞪瞪,像在看特技表演。

可是,我们这种大耕作农家,怎有书房?祖堂以外的房间,吃饭睡觉、存放谷物是最高优先,哪还有什么写字房?若真肯读书,饭桌上、屋檐下就行啦!我出生那年,父亲的朋友福庆叔从台北带来一位叫 Myron L. Cohen(1937—)的犹太阿美仔。这位阿美仔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想研究中国大陆的客家农村,但受冷战阻碍,不得而入。他跑来台北,在“中央研究院”探询替代研究地点。福庆叔在那儿做行政,学术接待与他无涉,但一听到客家,耳朵自动伸长。

《时代周刊》杂志封面

套用现在的话,福庆叔定被说成沙文主义者。他把 Cohen 拐下来的说辞不外乎“客家保存最多中国文化,而美浓又保存最多客家文化。”福庆叔跑来我家晓以大义,父亲重视读书人情谊,不理母亲啰唆,决定让 Cohen 住下来。

合院里刚好有一房人外迁。他们答谢母亲的生活接济,让我们使用留下的空房间。父亲把搬空后的厨房、客厅转做工具间与车库,安排 Cohen 住在他们的卧室,我们称为“上片间”的土砖房。

他在村子里穿梭,尖鼻卷发碧眼,操着怪腔怪调的客家话进行田野工作,为劳累的农村生活增添趣妙。精通汉文的 Cohen 为自己取了个“孔迈隆”的中文名,我们便称他做“孔先生”,隐约觉得他跟孔子一定扯得上关系。他研究我们村子,而村民加油添醋地交换他闹出的各种笑料,也称得上是人类学交换吧。

他留传的笑话大抵跟食物有关。譬如我们用来配稀饭的豆腐乳,第一次他是大块入嘴,害我们家的媳妇惊恐不已。早上珍贵的煎鸭蛋,他出手一挟便是完整一块!“那可是要分成四小块,而且只有老人家与要下田的人才能挟来吃的呀!”几十年后母亲谈起仍旧心疼。

孔先生在我家住了两年。读高中的二叔发现孔先生跟他一样崇拜肯尼迪,讨厌尼克松,骄傲地四处宣扬。念初中的小叔溜进上片间,抓着他问音标,从此对英文有了巨大的自信。孔先生离开后,房里留下一个新式衣橱,一把大同公司与美国“西屋”(Westinghouse)技术合作的电扇,以及版本众多的阿美仔记忆。至于他做的研究,得等到 1990 年代初我与妹妹参加社会运动,搞田野调查,并读了一些人类学、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之后,才有办法理解。

但我家至此有了书房,爱漂亮的小姑第一顺位占用,她去高雄念高中后轮到二叔,然后是小叔、大姊、二姊及三姊。轮到尾巴的我与妹妹时,家族中十五岁以上青壮人口,除了各房长子长媳必须留下来种田、侍奉长辈外,全都离农离土。

台湾民歌运动推手 杨祖珺

书房里迭起两代人的文化层: 各种学校制服、教科书,过时的洋装、大衣,过期的《时代》杂志、《今日世界》、《读者文摘》。衣橱里有一个抽屉,塞满了他们青春玩乐的郊游照片,间杂着孔先生没带走的田野照片,最滑稽的是他参加村里婚庆时被新人请烟吃槟榔的景象。有时我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听唱片,翻着相片里那些来不及参加的盛会,心里泌出又黏又沉的什么。这种感觉既陌生又让人溺着舒服,正合宜听 Hank Williams (1923—1953)的《Your Cheatin Heart》。

到了国中,我开始注意大姊带回家的东西。她是族里第一位考上大学的女生,但老一辈的男尊女卑观念让父亲高兴不起来。母亲不服气,对祖母说:“我做生做死,供你的儿子读大学。现在我女儿考上,就算食饭配盐,我也要叫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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