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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的男爵-后记》

作者:直树桑 2016-02-17 21:16 来源:简书 编辑:美朵

文章摘要
后记(1960)我在此卷《我们的祖先》中收集三篇写于1950—1960年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事件是非真实的,发生在久远的时代和想象的国度中。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尽管还有其他不相同的特点),人们认为,它们组成了,像通常所说的,一部“套曲”,甚至是一部“完整的套曲”(也就说写完了,因为我不打...

后记(1960)

我在此卷《我们的祖先》中收集三篇写于1950—1960年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事件是非真实的,发生在久远的时代和想象的国度中。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尽管还有其他不相同的特点),人们认为,它们组成了,像通常所说的,一部“套曲”,甚至是一部“完整的套曲”(也就说写完了,因为我不打算写类似的新故事)。这给我提供了重读它们和回答问题的好机会,迄今为止每当人们提出之后我避而不答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写这些故事?我想说什么?我实际上说了些什么?这种类型的叙事在当今文学中有什么意义?

我,起初,写过一些当时所谓“新现实主义”的故事。也就是说,我讲述了一些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或者说是想象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的),如通常所说,这些人是“人民”大众,但总是一些有点非正常的人,至少是一些奇怪的人,不会过多迷失在思想和情感中,而能够只通过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行为来加以描写。我写得很快,使用短句型。那时我想表达的是某种突破,某种写法。我喜欢故事发生在户外,在公共场所,如在车站,许多人际关系在那里产生于偶然相遇的人们之间;心理学说、内心世界、室内场景、家庭、风俗、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许从那时起我不曾有过大的改变。

我毫不经意地用游击队员的故事开始写作:结果很成功,因为这些故事是历险记,充满搏斗厮杀,枪林弹雨,有一点儿残酷也有一点吹嘘,符合当时的精神,还运用了“悬念”,这在小说中像调味的盐。在我于1946年写的中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我也大量地运用了新现实主义的生硬手法,而批评家们开始说我是“寓言式的”。我这是在赌博:我深知当讲述无产者和八卦新闻时带有寓言性是优点,而当讲述城堡和天鹅时寓言性就不足以称道了。

于是我尝试写别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以那些年里的大众生活为主题,可是我没能写好,将手稿留在了抽屉里。倘若我采用一种欢快的语调述说,显得假腔假调;现实更为复杂得多,任何风格的模仿终归是装腔作势。倘若我使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和悲天悯人的语调,一切变得灰暗、忧伤,我就失去了那种属于我的特征,也就是对写作的是我而不是另一个人这个事实的唯一证明。

是世道变调了:游击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的散乱生活随时间转移而远去,再也遇不见那些向你讲述非凡经历的非同寻常的人物,即或还能遇见,却再也辨认不出他们的人和事了。现实步入各种轨道,表面上更正常,变成机构式的;如果不通过他们所在的机构很难判定人们所属的阶级;我也步入一种阶层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那种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身着灰色套装和白色衬衣。但是我想,归咎于外部环境是太方便的做法;也许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是一个写作过的人,像许多人一样,被推进变革时期的浪潮;过后我的灵感就枯竭了。

于是,我怀着对自己和对一切都感到厌烦的情绪,作为个人消遣,于1951年开始写《分成两半的子爵》。我无意特别支持某一种文学观念,也不想进行道德讽喻,或者狭义的政治讽喻,从来都不。当然我感觉到了,尽管不是很理解,那些年里的气氛。我们处于冷战中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它们不具有看得见的形象,可是主宰着我们的心灵。于是,当我写一个完全是出自幻想的故事时,我不仅在不自觉地宣泄那个特殊时期的压抑感,而且还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我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极的现实,而且能够对其注入活力,颂扬,野性,简约风格,强烈的乐观主义,它们曾经属于抵抗文学。

起步时我心里只有这股动力,和一个故事,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个形象。在我写每个故事的起始之时,都有一个形象在我脑子里转动,不知是何时诞生的,而且跟随我多年。这个形象逐渐在我头脑里发展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且同时—两个过程经常是平行而又独立的—我相信这个故事蕴含某种意义。但是,当我动手写作时,这一切在我心中初具轮廓,还处于空白状态,只能在写的过程中,一切事物最终各就各位。

那末,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一个从纵向劈为两半的人,那两半中的每一个都自行其事。一个士兵的故事,发生于一场现代战争?但是常见的表现主义讽刺作品被反复炒腻了:一场远去时代的战争更好一些,土耳其人,一刀劈开—不,一次炮击更好一些,因此一半被认为已经毁坏,后来却又跳将出来。那末是土耳其人开的炮?对,奥地利—土耳其战争,十七世纪末期,埃乌杰尼奥亲王,但是让这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那时我对历史小说不感兴趣(现在依旧)。那好:一半活下来,另一半以后再出现。如何区别他们?行之有效的可靠方式就是让一半善良而另一半邪恶,一种斯蒂文森式的对立,就像《化身博士》,以及《杜里世家》中的两兄弟。故事就这样完全按照合乎几何逻辑的推理编织起来。而批评家们可能开始步入歧途:他们说我心里想的是善与恶的问题。不是,它在我心中根本不存在,我没有想过善与恶,一分钟也没有。正如一位画家可以使用色彩的鲜明对比来突出某一种图形,同样地我采用了一种众所周知的叙事的对立来突出我所感兴趣的那个东西,这就是分裂。

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古老的和谐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这就是我有意置放于故事中的思想—道德核心。但是除了在哲学层面的深入探索工作之外,我注重给故事一副骨骼,像一套连贯机制良好运行,还有用诗意想象自由组合的血肉。

我不能将现代人所有的残缺类型都安放在主人公身上,他已经肩负推动故事进程的一大堆事情,我分散给一些配角。其中之一—可以说是唯一具有单纯教育作用的——木匠彼特洛基奥多师傅,他建造精良的绞刑架和刑具而试图不想它们做什么用途,这就像……这当然就像现在的科学家或技术人员,制造原子弹或者任何他们不知道社会用途的设备,他们单一的“做好自己的职业”的责任感不足以使良心安稳。“纯粹的”、“自由客观的”(或不自由的)科学家与人类现实生活脱节的问题也表现在特里劳尼大夫这个人物身上,但是他的出身完全不同,作为一个斯蒂文森意味的小人物,从其他地方流落到那种环境中,他还有着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

麻疯病人和胡格诺派教徒属于一种更加复杂的虚构方式,从浪漫幻想的深层背景中诞生,也许受到古老的地方历史传统的启发(麻疯村在利古里亚或普罗旺斯腹地;从法国出逃的胡格诺派教徒定居在库尼塞,在南特谕令①[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的准许国民信仰自由的谕令,1685年被路易十四撤销]被撤销之后,或者更早一些,在圣巴托罗缪之夜②[1572年8月23日午夜到24日凌晨,巴黎天主教教徒屠杀新教徒事件]以后)。对于我而言,麻疯病人代表享乐主义、无责任感、快乐的颓废、唯美主义与病态的集合,在某一方面代表了当时流行的也是永远存在的文学艺术上的颓废主义(世外桃源阿卡迪亚)。胡格诺派教徒是与之相反的另一半:道德主义,但是作为艺术形,有着更为复杂的意义,还因为隐含一种家族秘传(猜测是我的姓氏的起源③[胡格诺教派属于加尔文宗,加尔文与卡尔维诺是同一个字calvino]—迄今尚未证实):是对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新教起源说的一种图解(讽刺与欣赏兼备),以此类推,是对其他一切建立在实用道德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的图解;是对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伦理的描写,这种观照赞同多于讽刺。

我认为《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所有的其他人物除了在小说情节中的作用外没有别的意义。有的人物我觉得相当好—即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比如奶妈赛巴斯蒂娅娜,还有老子爵阿约尔福,他出场短暂。少女人物(牧羊女帕梅拉)仅仅是与半身人的非人性相对立的一个图解式的女性形象表意符号。

而他,梅达尔多,半身人呢?我说过他比别人少一些自由,按照故事情节走预定的路线。但是,尽管他如此地受强制,仍然能够表现出一种基本的不确定性,符合作者心中还不很清晰的某些东西。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实际上,开篇时完整的梅达尔多,是无定型的,没有个性也没有面容;结尾时重归完整的梅达尔多让人一无所知;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只是以半个自己出现的梅达尔多。而这两个一半,两个非人的相反形象,结果表现得更具人性,形成矛盾关系;邪恶的一半,那么地不幸,令人同情,而善良的一半,那么地愧疚,迂腐可笑。我从两种对立的观念出发,对以分裂作为真正生存方式的双方都给予赞赏,并且痛斥“愚蠢的完整”。小说最终不由自主地表达分裂意识,是否因为生活在分裂的时代?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否因为真正的人的完整不是幻想中的一种不明确的总和,或者说齐备,或者说多面,而是坚持不懈地深入认识实在状况,认识自己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个人的自愿选择、自我构建、能力、风格,包括内心自律和主动放弃的个人准则,始终不渝?这个故事以它自然的内在动力将我推向这个我过去现在一贯的真正主题:一个人甘心情愿地给自己立一条严格的规矩,并且坚持到底,因为无论对他还是对别人,没有这条规矩他将不是他自己。

我们再次遇上这个主题是在另一个故事里,《树上的男爵》,写于几年之后(1956至1957年间)。这一次也是写作的年代影响精神状态。那是一个对我们在历史运行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进行反思的时代,新的希望和新的痛苦同时相互交织。尽管有这一切,时代朝更好的方向走去;问题在于寻找个人良知与历史进程之间的正确关系。

这一次也是我的头脑里先有一个形象多时:一个攀爬在一棵树上的少年;他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爬,走进另一个世界;不对:他爬,遇见奇妙的人物;对了:他爬,每天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地漫游,甚至不再回到树下,拒绝下地,在树上度过一生。我应当为此编造一个从人际关系,社会,政治等中脱逃的故事吗?不是,那样就太肤浅和无聊:我让这个不愿像别人一样在地上行走的人物不变成一个厌世者,而变成一个不断为众人谋利益的男子汉,投身于那个时代的运动,愿意全面参与积极生活:从技术进步到地方治理和精致生活。只有这样写,我才有兴趣动笔。但是他始终认为,为了与他人真正在一起,唯一的出路是与他人相疏离,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这就是他作为诗人、探险者、革命者的志趣。        举一个例子,西班牙人的插曲是为数不多的我从一开始就似乎很清楚的情节之一:他们由于偶然的原因生活在树上,当起因消除后就下树了,而那个“攀援者”相反,他出于内心的志趣,当不存在任何外部理由时他仍然留在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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