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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

作者:许知远 2016-02-16 13:01 来源:单读APP 编辑:美朵

文章摘要
在一个统计数字上的黄金时代,人们却可能陷入困境之中。在《叫魂》中,哈佛大学杰出的汉学家孔飞力相信, 18 世纪晚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焦虑的社会。

不到三个月时间里,恐慌已从浙江的德清县扩散到长江上游的汉阳府,它们相距千里之遥。一开始,人们相信是一位石匠将活人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在木桩的底部,打入了河中,吸走了受害人的精气,他们称之为“叫魂”。这个谣言随即演变成另一种形式,一些云游僧人偷剪陌生人的辫子,以药迷人。6 月中旬之后,黄河下游的山东也发生了这样的怪事,据说有妖人偷剪人的发辫,来自异乡的乞丐被怀疑是肇事者。

总是义愤的群众将被嫌疑人扭送到官府,然后在剧烈的刑法之后,嫌疑人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径。有时,难以控制愤怒的人群还对嫌疑者实行了私刑,在汉阳街头,人们抓住了一个可疑的“妖人”,在殴打至死之后,将尸体焚烧。

当乾隆皇帝在承德的避暑之地,阅读到关于这些“叫魂”事件的密奏时。一些案情其实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那个最先被控告的叫石东明的石匠是清白的,而对另一名郭石匠的指控也纯属污蔑,他们不过是地方层出不穷的个人恩怨的替罪羊。

但是谣言却丝毫没有终止的意思,到了 10 月份它已传到了西北,对于魂魄丢失恐惧感,攫住了所到之处的普通人的想象力。而皇帝的想象力有可能因 “叫魂”与剪辫子间的关联,而被过度激发出来。

这是 1768 年的中国。按照一种普遍的观点,中国正处于它的黄金时代之一。之前一个世纪,社会仍未从动荡与萧条中摆脱出来,新秩序仍在紧张的与旧习惯作斗争。而只要再过 25 年,来自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就将到来,他将向欧洲描绘一个停滞的帝国,悲剧性的 19 世纪将把它漫长的阴影投射过来。

1793,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致敬。

粗线条的描述可以轻易地勾勒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它在政治上的稳定感是显著的,1683 年征服台湾之后,人们渴望多年的和平就已到来。自明末开始的市场化进程则有了进一步加深,如今,几乎所有的乡村与城镇都已连接在一起,人们在形形色色的市场上交换商品,也有流言,在政府控制了主要的信息渠道之后,“小道消息”依靠市场网络四处流通。从美洲大陆涌入的白银,则缓慢地催生了一种更广泛的货币经济,货币的流动性甚至帮助了人们克服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社会安定、商业拓展的最有效的明证是人口的增长。家族成员的增加是每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义务与值得赞扬的美德,只要条件许可,降生的生命总是越多越好。于是, 1700 年的一亿五千万人口,到了 1794 年达到了三亿一千三百万。正如孔飞力所分析的,日后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两个问题在这盛世中显露出来:一,人口压力所带来的资源紧张感;二,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

《乾隆南巡图》,乾隆时期宫廷画师徐扬

和平所带来的繁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缓解新增的人口的消耗?人力而非土地或是其他资源,成为中国取之不尽的资源。劳动密集型随即成为中国社会最常见的作业方式,并形成了某种恶性循环——用更多的人力而非技术上的突破来开垦更多的土地,而为了完成这种耕种,必须生养更多的子女,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20 世纪的经济学家创造了“高水平的均衡陷阱”、“农业的内卷化”这样的术语——财富的增加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强迫人们拿更少的报酬、干更多的活。移民是人们应对的手段之后,“江西填湖广,两湖填四川”是日后的流行语,他们还前往东北、西南、甚至台湾去寻找新的开垦土地,或者干脆下南洋,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是社会的显著特征,昔日的荒山空地,被种植上了高梁、玉米与水稻。

整体上的繁荣景象,与每个具体的个人的感受很可能是完全相异的。抽象的数字,反应不出每个生动的个人的喜怒哀乐。在一个统计数字上的黄金时代,人们却可能陷入困境之中。在《叫魂》中,哈佛大学杰出的汉学家孔飞力相信, 18 世纪晚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焦虑的社会。

流动性的增强与竞争程度的加剧,也是一个商业功能愈发强大的社会的副产品,人们有机会离开土地,在市镇甚至更大的城市,寻找到生存机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一种不安全感的到来。竞争带来成功者,也导致失败者。一些人自由的增加,也同样意味着另一些人安全的减少。 18 世纪末的中国,越来越拥挤,速度也越来越快,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感觉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被挤压,被侵犯。一些失败者,成为了这个社会的边缘人,乞丐、四处化缘的僧道,他们被孔飞力称作“被清代的社会的经济压力挤压出来的人们”。行乞,是社会给予他们最后的保护模板。但是,在一个人们普遍焦虑的年代,这个模板开始出现问题。

中国人的信仰世界长期以来被一种混乱无序和实用主义包围着。在庙堂与家中,各式各样的神被拜寄着。佛祖和天师还有财神爷都都获得景仰,皇帝在天坛里寻求他的天人感应,一个知县则与城隍爷保持着联系。尽管不相信人的轮回与转世,但中国人长久地相信灵魂可以和躯体分离。

人们越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却是容易将注意力与愤怒转移到外部环境,他们对于陌生的事物充满了敌意。很大程度上,作为“叫魂”事件中的被怀疑的对象,不管是石匠还是僧人与乞丐,他们都身处社会的边缘,是既定秩序的叛逃者,他们的存在本身都是引人怀疑的。 1768 年 4 月时,四位游僧在浙江萧山被抓的缘由,不过是其中的两位问了一个乡村的小孩子的名字,此举可能不过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亲切态度,并而获得他父母的一些资助。但他们却被愤怒的村民包围,村民们相信这些和尚在孩子们身上施展法术,叫走他们的魂。

自清确立统治起,“半薙半留的结辫方式以制度推行,辫子是统治者赋予精神统治的隐喻。

令乾隆担忧的不是可能丢失他的子民的魂,而是这些事件越来越与辫子联系在一起,梳在男人头上的长辫子是满族人建立在暴力基础的政权标志。莫须有的怀疑,演变成一次没完没了的失败的全国性运动。在继承帝位之前,乾隆就已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在处理曾静和《大义觉迷录》的问题上,是多么过度反应。

距离那一事件已经将近 40 年。与他的父亲不同,乾隆从未在自身权力的合法性上被人质疑。他的一生称得上风调雨顺,没有全国性的危机,外来入侵者尚未到来,令他反复焦虑的是他的历史地位。到了晚年时,他甚至称自己是“十全老人”,以表明自己是个文艺复兴式的统治者。但像所有的繁荣年代的中国皇帝一样,他要面临一个日渐臃肿的官僚机构对他现有权力的消解的现实。

1984 年,孔飞力来到了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作为公认的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接班人,时年 51 岁的孔飞力仅仅在 1970 年出版一本专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却毫无疑问地奠定了他在中国研究中的卓越地位——他修正了费正清开创的“冲击—回应”模式,他相信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延续的,中国近代的社会制度及变化,并不简单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而是对当时国内危机的反应。

在刚刚向外国人开放、布满灰尘与历史阴影的档案馆里,他最初想研究“清政府内部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 1768 年的“剪辫案”是一个“理想的个案”。但很快,他发现实际情况比他预想的更为复杂。出版于1990 年的《叫魂:1768 中国妖术大恐慌》成为了一本令人惊叹的多维度的历史作品,我们在其中看到了皇帝、官僚、百姓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观察角度,看到了经济增长、社会和谐与专制政治间的相互作用,一个单纯的妖术事件被置于一个广阔的历史框架之中,而变成了洞察历史秘密的切片。

孔飞力《叫魂》书封

在这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仍来自于孔飞力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疑问与分析:“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到法律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对权力的渴望,既成了驱动了“叫魂”这一荒诞戏剧不断发展的润滑剂,也阻碍了它向滑向更糟的结果。激起乾隆内心的不安感的是“叫魂”与“辫子”之间的联系,所有的清代皇帝都拥有孔飞力所说的身份矛盾:“既以中国的礼仪方式当着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征服者集团的首领。”他明显的阴谋论,也多少与这些“叫魂”的妖术都来自于社会的边缘分子有关,他们都代表着正统的儒家的社会秩序的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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