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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列车

作者:许知远 2016-02-07 08:04 来源:单读APP 编辑:美朵

文章摘要
所有的事情都不在你的控制之下,它是随机和自然发生的,你的镜头除了要肩负记录表象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要争取在瞬间感受到这个表象背后的隐喻是什么,这不一定每次都能发生。整个拍摄的过程是不停地思考,不停赋予影像以意义。

最终,你还是要回到乡下去

《水稻棉铃虫防治》,范立欣清晰地记得这部农业科教片的名字。还有那些名字不那么清晰的片子,比如如何防洪救灾、认清与防范台湾特务、新疆建设兵团为祖国做出的伟大贡献……

这是 1980 年代的武汉。作为一名湖北电影制片厂的员工之子,范立欣享受到一种难得的特权。他可以每晚搬着小板凳在电影放映学校的二楼食堂看电影,一些时候,父亲还会把放映机拿回家,他一边吃着腊肉炒蒜薹,一边盯着墙上的影像。

“就像是武汉版的《天堂电影院》”,日后,他不止一次这样形容他的童年生活,这是他与影像的最初联系。不过,意大利小城里的托托看到的是一个奇幻、复杂、充满爱情与背叛的文学式的世界,武汉的范立欣面对的则是内容干枯得多的另一个场景。80 年代的中国令人兴奋,在漫长的冰封之后,各种尝试正在展开,弥漫着蓬勃与希望,但所有尝试都带着明显的匮乏、初级、简单化的色彩。不过,这些农业科教片很可能为范立欣埋下了对纪录片最初的兴趣。

1988年,中国电影院门口,《在暗杀名单上》与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在电影院同时上映。

一直到 2010 年拍摄完《归途列车》之前,他的经历再平常不过。一个成绩不佳的学生,对电影有兴趣,又无法进入电影学院,成了武汉一所二流大学的英语系学生,度过了轻松的四年时光,谈恋爱,成了一名打口带专家,收集了两千张 CD 。毕业后,他原本要成为外贸公司的职员,却意外进入武汉电视台,然后又是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前往中国各地采访、编辑新闻故事。

在此期间,中国的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农业改革为发端的变革到了 1990 年代变成了世界工厂的故事,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城乡的差距、环境污染、伦理的崩溃……但描述这一切的影像语言的进展仍然缓慢。某种意义上,不管是武汉电视台还是中央电视台,他们的镜头与口吻似乎离《水稻棉铃虫防治》的时代并不遥远。散布在不同城市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做着松散、片断、孤立的努力。他们甚至不奢望自己的影像能被人们看到,最好的情况是在鹿特丹或是纽约的展映会上放映,被某个国外的公共电视台购买。

范立欣的探索则更加迟缓、三心二意。因为与导演陈为军的同事关系,他成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剪辑,“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第一次进入了国际电影节,他对这声誉卓著的圣丹斯电影节的主要记忆是,还是那家 Panda Express 的连锁中餐厅最好吃。

陈为军执导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记录下五口之家面对艾滋病与死亡的历程。

2006 年,他移民蒙特利尔。这是他性格的一贯延续,想去不同的地方,看不一样的世界。他不认识什么朋友,也没什么钱,住在地下室中,准备接受最不济的结果——成为当地华人电视台的编导。不过,他意外碰到华裔导演张侨勇,于是回到中国参与《沿江而上》的拍摄。三峡大坝的修筑,它带来的巨大的经济、社会、生态后果,激起了世界性的好奇。也是在这次合作中,他获得了新的技能,如何用系统化、组织化的方式制作一部纪录片。如何在他这样的局内人和张侨勇这样的外来者的视角中获得平衡。也是在拍摄过程中,他开始构思《归途列车》。

这是一部以一个从四川到广东打工家庭为主题的纪录片,这个普通家庭也正是中国这个戏剧性的经济故事的缩影,他们代表着其中的希望、创造和财富,更代表着付出的巨大代价。

片子赶上了一个最佳时机。 2008 年末,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开始,席卷世界。 Chinamerica 的这个词正风行一时。倘若银行家们是风暴的一头,中国沿海的工人们则是另一头,他们的命运被生动地连接在一起。巨大的荣誉随之而来,在全球四十多个电影节获奖,其中还包括美国电影工会的艾美奖。

我们在一个冬日的下午见面。一开始,他的谈话礼貌、诚恳,却有着技术性的熟练,在几杯酒之后,他明显放松、热情起来。

《归途列车》将他推向一个新角色,从一个导演变成了成了一个沟通者。他想让纪录片进入更大的视野,于是拍摄以歌手选秀为主题的《我就是我》。他也开始致力于加深中国纪录片与全球交流,正在将著名的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引入中国。

他很是担心,自己正在远离现场。说起同行赵亮,后者的纪录片作品《上访》,倾十二年之力,其中巨大的耐心,让他钦佩不已。

他坦诚,自己不是个深刻的人,受惠于潮流多于自身能力。他也承认,让他的片子获得认可仍不是视觉语言与思想上的独特性,而是题材的重要性。

我理解他的弱点,我也有同样的弱点。都不是意志绝决之人,希望同时获得的东西太多。这一代人的思维局限,拥有一个巨大的故事背景,但一切太快了,经验碎片化,思想则无法凝固、深入。

偷走别人的记忆

《单读》:先谈谈你对武汉这座城市的少年记忆?

范立欣:我在武昌长大,那里有好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等。但我觉得好吃的、好玩的都在汉口,每次从武昌去汉口,都觉得是一件大事,虽然那时已经十几岁了。记忆最深的是,每次在外头吃喝玩乐,大概已经到晚上,赶最后一班轮渡从汉口回武昌。直到很多年后,我离开武汉去北京,再去国外,轮渡应该算是我对家乡记忆里的一个亮点。只要回武汉,我一定是下了飞机或火车,再专门买去汉口的船票,记得最开始票是五毛钱,后来涨到一块、两块。那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记忆时光,你可以看到江南、江北两岸的变化,不同的季节,不一样的江上雾景,还有不同的年代。

参与拍摄纪录片《沿江而上》时,我和导演张侨勇花了很长的时间待在船上,来回差不多坐了大半年船。自这以后,每次再回武汉,坐轮渡,过去的时空和今天的时空混在一起,加上很多童年破碎的记忆,揉在一起,全在那艘船上。对我来说,武汉的轮渡就好像初恋的地方,跟恋人见面,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也没有人知道那个故事,只有你自己知道。

《沿江而上》记录了两个家庭背景不同的却同样出生在长江上游的年轻人在三峡工程的大背景下的生活变化。

《单读》:听说大学时代读《平凡的世界》对你的影响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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