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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难

作者:桂子 2016-02-02 12:38 来源:鲜网故事 编辑:美朵

文章摘要
我奶奶体态臃肿地躺在烧得热乎的炕上即将临盆,我大爷爷跑来报告了日本人要来村里扫荡的消息。

我父亲讲这一段的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的,语言和顺序上没有打嗝。他讲过八次还是十次,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他第一次讲的那个时候和最后一次。

夏日,月上中天,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的小饭桌前,祖母已经点燃了蒿草编制的捻子。月光下的天异常干净,蒿草燃起来以后的蓝灰色气体在我们中间,让整个故事罩上一层神秘。那是第一次。

他讲最后一次我也是记得的。那时候我已经成家,父亲也已年迈,他在我们的呵斥下停下了他干了十年的修自行车的行当,无奈而无聊地回到家中。那会儿他的听力已经受损,但还没有严重到我们需大声吼着跟他说话的地步。正常的讲话,他支楞起耳朵就能听到。

我得感谢父亲的耳朵,它教会了我感受支楞这个词儿。我非常清晰地注意到,我们的嘴唇在发出声音的时候,父亲的耳朵很快支楞起来了,就像一头豹子嗅到了猎物一样的敏捷。后来的岁月中,父亲的耳朵慢慢地支楞不起来了,像一头对猎物失去了嗅觉的野兽一样软软地耷拉着,这是他的悲哀。我只是在自己也对某些东西失去应有的反应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

父亲讲过很多故事,无一不是他少年时生活的场景,逃难是其中的一个。许多故事我忘记了,能记住逃难,是其中的几个细节被父亲描绘得极其生动,我听得饶有兴致。几十年以后我在异乡,写这段故事,父亲就像坐在我对面,支楞着耳朵,宛如一头小豹子。

(上)

逃难是战争年代的一个通用词,不是我们那儿的发明。我大爷爷是我本家爷,在血缘上和我爷爷属于亲叔伯的排序,他是我们村那个时候接受过学堂教育的少数几个成功人士之一,所以,家里的好多事由他做主说了算。当然,我爷爷也进过学堂,不过由于家境贫困,我爷爷的书包被我太奶奶早早塞进了躺柜,拿起放牛的鞭子。

我大爷爷是从学堂出来进了城,他在城里做过官,他做的官有多大,他自己含糊其辞,轮到家里人讲的时候就更加含糊其辞了。外面的多数事情,村人都会请教大爷爷。像日本人进村,大爷爷有个比较通俗的比喻是,战争一旦起来,谁也逃不脱。村里的人听了大爷爷的话,早早都做好了逃难的准备,铺盖打成一捆,里面有油布,毡子,席片,盖窝(被子),没有枕头,女人们把穿的胡乱塞进包袱可以当枕头,再就是蒸好的馍了,吃最重要。

那时候很少有人家拿得出白面馍,一般人家是窝头,再次一点的人家是掺了糠的窝头,还有每家每户都带着一个水罐子,坛子里存放了几年的老咸菜疙瘩。逃难嘛,许多人要聚在一起的,太寒酸的吃食拿不出手,所以,一提到逃难,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都使出浑身解数,把馍蒸得好看。我奶奶当时快要临盆了,她肚子里有我三姑,不过当时谁也猜不出来。

铺的盖的好不好能凑合过去,起码不挡人的眼,吃的打不了马虎眼,好吃不好吃是胃的事,能忍过去,好看不好看是面子上的事,躲不过去的。

我们家那天的馍应该是我爷爷蒸的,虽然我在和我爷爷生活的几年里,他从未蒸过馍之类的食品,他只是在搓红面或莜面鱼鱼的时候,用手一根一根搓出和筷子长短粗细差不多像绳子一样的东西。

但当时的情况是,我大姑早已嫁进城里,我二姑大约十一岁,从她成年以后的身高衡量,十一岁时候的个头和锅台差不多高,所以她去蒸一大锅窝头的可能性比较小。我父亲比我二姑小两岁,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我爷爷就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我奶奶体态臃肿地躺在烧得热乎的炕上,立过秋的天气不会很热,但奶奶是个胖子,而且即将临盆了。我大爷爷亲自跑来报告了日本人要来村里扫荡的消息,其实大爷爷不说,村子里已经炸开锅了。有骡子有车的人家,已经在牲口的身上装了满满的草料袋,狗被人来回乱走的脚步声激怒了,吠一会儿歇一歇,再吠。鸡在蹿墙,被人追得鸡毛飞了一院子。

小孩子们开始兴奋了,他们要和大人一起去住山洞,住多久不知道,这个无法预期的事件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几乎是挨家挨户趴门看着,看哪家的车套好了没有,车上堆了多少东西。

我爷爷开始收拾东西,家里没有牲口,东西不能多带,几个包袱一下子就塞满了。只有炕上的奶奶是个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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