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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情事

作者:拿鹤 2016-01-26 15:40 来源:每天读点故事 编辑:美朵

文章摘要
在我决定举办婚礼的前几天,她还在电话里阻止我,“妈妈用过的男人,你不能嫁。”

我到了三十岁才结婚,多亏我母亲的耽搁。

甚至在我决定举办婚礼的前几天,她还在电话里阻止我,“妈妈用过的男人,你不能嫁。”她这样说。

我的未婚夫,一个身材颀长、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十五岁的男人,他曾经作为我母亲的情人短暂地出现在我的青春期里。那时他二十四岁,我十二岁,我母亲三十五岁。多年后我们相爱,我把他带回家,我母亲摔碎一只茶杯,涨红了脸夺门而出。“我真的没有认出来是她。”他说。“毕竟我们只见过一面。”他又说。

“你发誓你们没有上过床?”我试探地问。

“没有。那天晚上她一直在说话,把我当成一个彻底的聆听者。后来天亮了,我困得不行,要回去睡觉,她不让我走,央求我继续听她说。我丢下她,跑开了。”

“她讲了些什么?”我对这个更感兴趣。

“忘记了,她喝很多酒,但状态似乎更清醒了,我只想起这个来。”

婚礼那天,我母亲赌气地没来参加。外面下了好大雨,原定的场地是一片草坪,结果被水淹没,众人纷纷转移阵地。我坐在婚车里看着外面慌乱中冲撞在一起的人、被暴雨撕裂的照片,遍地殷红的玫瑰花瓣泡在泥水里被踩来踩去。我的伴娘还狼狈地站在花架下等人把她接走,花了妆的她看起来俨然一副马戏团小丑的模样。我们关系并不好,我紧紧盯着她手里的小包,我的戒指在里面,我怕她得空就要把它扔掉。

有一瞬间我整个人开始慌神,看到我母亲就站在不远处安静地观望这一切。她面上依旧带着冷漠的笑容,宽大的墨蓝色雨衣依旧没能遮挡住她几十年如一日的曼妙身姿。她身旁站了一排人,每个人手里都撑一把黑色雨伞,我把这些男人一个挨一个仔细观看,有的熟悉,有的陌生,忽然间就看到我未婚夫的脸。

我惊诧地往后退,转向身边的位置,看到他正在接电话,下意识握紧他的手。而后我又转向湖边,发现我母亲不见了,那一排撑着黑色雨伞的男人也消失了,湖边什么都没有,我摇下车窗,大雨迅猛地灌进来,冲刷着我的记忆残渣。

我在二十岁上大学之前,一直是一个没有户口的人。帮我解决掉户口问题的,是我母亲曾经的一位情人。我只记得我上初中时,有一阵子特别排斥在家里看到陌生人,特别是陌生的男性。

我向母亲发泄了我的不满,并且狠心地将在学校和街上听到的抹黑她的话大胆讲了出来,我以为她会生气,扇我一巴掌或者又要摔东西,可是她都没有。我看着她脸色异常平静地将刚涂好的口红擦掉,换下了高跟鞋,脱下连衣裙随便穿一件外套光着腿走进厨房,“今晚吃油爆虾吧。”她说。

吃完虾我背起书包出门补课,临走的时候看她在厨房低头洗碗,风吹散她随意绾起的卷发垂到锁骨上,那个时候我在心里想:她太美了,这么美的人为什么要给别人当妈妈呢,为什么偏偏又是我的妈妈呢。

补完课回家看到她的房间亮着灯,于是想进去给她看在路边摘的花。可是她把房门上了锁。

“妈,你怎么锁门?”我在门外问。

“关的时候用多了劲,它自己锁上的。我已经睡下,有事明天说。”她低声说。那声音听起来像被我吵醒了有几分抱怨,我哦了一声就退回自己的房间。

我房间有一个阳台,通过阳台可以爬进她的房间,我想帮她关一下灯。走近才发现她把那扇窗子锁住了,窗帘也全部拉上,在我刚要开口喊她之前,我听到咣的一声。透过窗帘中间的蕾丝布往房间里看,只见我的母亲,穿着玫瑰色的吊袋睡衣,正在用手拉开另一面床板,她从里面牵出一个穿着海魂衫的男人。

这个人就是后来帮我上户口的人,在办完户口送我回家的路上,他突然跟我说:“你知道吗,你是隔壁老王的孩子。”我开玩笑地回他:“胡说,我明明姓余。”他在旁边乐得哈哈大笑,我别过脸去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

他说的很对,我是隔壁老余的孩子。我的母亲未婚先孕,那个作为我父亲的余某当时住在我母亲楼下,两人作为邻居只暧昧了一天就同居了,我母亲搬了下来。余某是一名地质学家,当时只是客居此地,临走的时候我的母亲没有挽留他。过了两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好笑的是她竟没有他任何的联系方式。

她一个人把我生下来,“生你就跟玩儿一样。”我长大后的某天,她这样说。“那养我呢?像什么?”我问。

“你觉得是我养的你吗?是钱养的你呀。你吃饭要花钱,看病要花钱,上学要花钱,妈妈为此少买了多少件衣服啊。”她说。

“所以你觉得我是多余的,就给我取名叫余多。”我说。

“你自己愿意这样讲,就讲吧。”她仰头吞下一口酒。

母亲大部分时间是冷漠的,她的约会比我重要。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离家里太远,她找了同校会骑自行车的男生每天载我上下学。四五年级的男孩子正是爱逞能的年纪,我在车后座上几乎每天要摔破皮。有次受伤比较严重,我跟男生翻脸并说以后再也不坐他的车子回家。

他嘲讽我:“那你让你妈来接你呀,切。”然后骑上车子扬长而去。我忍着痛走回家,看到她后立马委屈地说:“妈,我被自行车后轮绞到腿了,你看。”我把血流成河的小腿费力地伸过去,她像欣赏一朵半开的花那样,好奇又嫌弃地,蹲下继而起身,找来创可贴递给我,然后接着对着镜子化妆。

“妈,以后你来接我吧。”

“我给你联系校车。”

她端起一盘瓜子和半瓶红酒,摇摇曳曳下楼去。没有再看我的伤口一眼。

也许,真的,她玩儿一般地生下了我,又玩儿一样地养我。给我买穿不完的衣裳,喝不完的牛奶,没事从来不会主动跟我说话,不关心我的学习,不了解我的老师和同学,我回家晚了她也从不过问,甚至如果我夜不归宿,我觉得她也不会发现的。

不过有段时间,那时我刚上高中,她有说不完的话给我听,因为她认识了一个卖海鲜的男人。我每晚放学回家都能吃到她煮的螃蟹,她给我倒酒喝,我先尝了一口,觉得好喝,直接就着瓶子喝。她给我剥螃蟹,断断续续地跟我说话:“这个人,他从东边来,那里有大海。

“这个人,他有一艘大船,在他的家乡。

“小多,你吃的这些螃蟹,就是这个人出海打捞的,香吧?”我醉醺醺地点头,无节制地喝酒,心里想这个叔叔应该不错吧,我妈妈这么夸他。

“小多,我想跟他走,去海边结婚成家。你支持我吧?”

我吃撑了,酒劲上来脸烧得滚烫,“支持。”说完这两个字我就睡下了。半夜我醒来去窗边吹风,看到她在屋里收拾行李,哼着歌的她,脚步极其轻盈。她把所有漂亮裙子都摆在床上,先欣赏一遍,再一件一件地叠好放进行李箱;还有那些高跟鞋,她坐在床边一双一双地擦洗,它们简直就是她的命,她就是穿着它住进这栋楼,遇见我的父亲,搬下去,又搬了上来,生下我;她穿着它们跟不同的男人约会、跳舞、离开。

我看着她把它们全部收进箱子里,终于承认她这次是认真地要跟一个男人好,有了要与之共度一生的信念,哪怕是以丢下我为代价。

她离开我,这件事我早就想过,像命中注定就要分别地那样离开。

我从来就是一个错误,那么显眼地伫立在她的人生里,如果说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那么我就是风景面前那块写着“请勿靠近”的牌匾;她以猎奇的心态沉入海底,是我在下面拽着她促使她无法上岸自由呼吸。她从来都不是一般人,却犯下一般人都在犯的错,我知道,我就是那个无法改正的错误。

我尽量减轻自己的存在,削弱自己的价值,我习惯她对我的冷漠,接受她生活中的挣扎与造作,享受她片面的残缺的关爱,忍耐她的敏感与愤怒,感激她头脑一热对我表现出的短暂的喜欢与重视,珍惜她每一次对我笑,笑的时候为我梳理头发。

其实,她直接走就行了,根本不用问我。也许那一刻的她,把我当做知心朋友,急于分享自己的幸福;也许,我只是她栽培的一盆仙人掌,寂寞的时候跟我说说话,心情不好的时候跟我说说话,心情好的时候跟我说说话,离开之前跟我告个别,并没有拥抱。如果我说的是“不”呢?她明明知道我肯定不会拒绝她,我是一个好孩子,好孩子不会寂寞,一个人的时候还有影子陪伴着。

卖海鲜的男人来接她,把行李装进车子里之后,男人拉我上车,“你来送送她。”他说。

“不用了。你把银行卡给她。我们走。”她僵硬地回绝他。头也不抬地钻进副驾驶。我看着她离开,车子缓缓开动,忽然就加快速度,她没有回头看我一眼,我挥动双手,希望她能从后视镜里再看看我。

她没再给我打电话,只是每月往卡里打很多钱。我想问问她,你们结婚了吗,住在海边吗,卖海鲜的男人待你好吗。我心里装着很多疑问,每天对着自己的影子自问自答。有天我听着音乐在阳台观察自己的影子,忽然墙壁上又闯进来一个比我高的身影,我知道,是她回来了,离开两个月之后,她又回来了。

她摘掉我的耳机,递给我一串珍珠,唤我去倒茶。回来没多久她就又出门了,她穿着我的格子衬衫出去买虾,我听着她下楼时高跟鞋发出的咔咔声,两个月前她就是伴着这个声音离开的。不过这次我知道她一定会回来,就像知道她要离开那样知道她一定会回来。

婚庆公司把婚礼改到一家酒店办,有些嘉宾被雨淋湿无奈提前退场,我辞退了伴娘,反正我们关系又不好,我自己保管婚戒,看着未婚夫在布置现场跑前跑后。

“你真的不来吗。”我再次打电话向母亲确认,带着已经知道结果的无所求的语气。

“我在听音乐会。挂了。”

互换戒指,接吻,听着现场欢呼,我的未婚夫终于成为了我的丈夫。我踏入了婚姻这座城,这城里没有我的母亲。

她是排斥婚姻的。很小的时候,她跟我讲我的父亲,“你没有父亲,你这辈子都没有父亲。是老娘一个人生你养你。你也永远不会知道他在哪,在做什么,你找不到他的,因为连我都忘记他的相貌了。看谁都像他,谁都又不是他。”

我的母亲,她的情感如同线头,零碎而扯不开。她喜欢男人,不一定要与之发生关系,也不要天长地久的厮守,看不同的面孔讲不同的故事,他们就像两只游荡的浮萍在水面上,被风吹在了一起,偶然地碰撞到对方,耳语几下,又被风吹到别的地方,与别的生命碰撞、再离开。不停地离开代表不间断地相遇,这是比蜜蜂采蜜还要温柔的事。偏偏许多人不懂,所以鸡蛋里挑骨头,以讹传讹,开出一朵又一朵恶之花。

我在邻省读的大学。大三那年母亲跑来学校找我,我带她去校门口的寿司店,她以自己做完决定后简单叙述的口吻对我说她要搬家,搬到这里住。

“为什么?我们没有钱,怎么在这里找房子?”我问。

“我有认识的人,我住在他那里。”她咬了一小口樱花卷,整个人面露少有的紧张。

“你不可以随便住别人家。这次是哪个男人?”我直截了当地问她。

“我逛街的时候认识的,他在这里开了一家店。”她舔掉上唇的沙拉,说。

“你怎么这么随便?你知道在家别人都怎么说你吗?你就是因为这个要搬出来的吧?妈,我真的不明白,你累不累?”

那个时候的我刚刚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有满腔的热血情怀不知往哪去抒发,直接就突突突像机关枪一样向自己的母亲身上射去。

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她哭,她哭起来都那么好看,时间这把刀把别人雕刻得又老又丑,却把她打磨得愈加精致,她的皮肤丝毫未有松弛,她比我还要瘦削,她哭着跑开的背影让人以为这是一个受男孩子欺负的花季少女。

放暑假我回家,问她要不要回去,她让那个收留她的男人来跟我谈话。

我见过我母亲的情人,每一个都见过,无论是背影还是正脸,数量加起来两只手掌是数不完的。见过只是见过,面对面交谈的,只有这一个。

他有风骨,具有跟我母亲一样的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不定的气质,他的风骨表现在他能让醉生梦死变成一件乐观的事。他带我母亲出国旅行,唱诵佛经,救济福利院,他只做自己喜欢的事,一意孤行,但是我的母亲也并不听他的,好在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能想到一块去。两个一意孤行的人,要么分道扬镳,要么手牵手一起醉生梦死。他们显然是后者。

“你会永远呆在她身边吗?”我好奇地问他。

“这句话你应该问你妈妈。你帮我问问她,她到底会不会永远呆在我身边。”他送我一部新手机,里面存着我母亲刚换的号码。

大四开学,我在宿舍整理东西,准备出去实习,她拎着大包小包过来看我,像聊家常一样放出“她要结婚了”这样的大招。

“真结嘛。”我调侃地问。

“怎么啦,你不希望妈妈有个好归宿嘛。傻孩子。”她那次以少有的亲切的口吻跟我说着话。

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没有人知道我是她的女儿,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以为这个新郎是老牛吃嫩草,把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娶回家了。她不停地喝酒,席间弄丢了戒指,所有人都在帮忙找戒指,只有我扶着她靠在台子上,俯视着台下弯腰趴在地上的人,她觉得好笑,又开了一瓶红酒。

那天她很开心,笑得流出了眼泪,数次跑到窗子边想要往下跳,趴在我耳边说:“你看,下面是海,我们下去游泳。”我陪她坐在窗子边,想着索性一起跳下去算了,我前倾着身子,放开她的手,低头看下面呼啸而过的车流,这些垃圾桶、绿化带、立交桥、音乐喷泉、自助购物区,它们跟我一样,都是多余的,都是理智与情感相互煎熬而产生的落寞,所有的落寞都是多余。

她扔掉酒瓶和杯子拉住我的胳膊,拉我回到屋里,我知道她没有喝醉。她只是佯装着自己沉浸在幸福里,幸福得想要死去。

她和那个有风骨的男人,在婚礼第二天的下午,各自分道扬镳。

“她不肯跟我领结婚证,说办婚礼就办婚礼。整个婚礼如同小孩子过家家,戒指后来在厕所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保洁人员慌慌张张送过来,我说你拿走吧,别说是你找到的,这戒指没用了。”他不曾试图挽留她,最后一次跟我说了这些话,坐飞机去了海南,没再回来。

我的母亲在醉生梦死的时候也是醒着的,她知道哪扇窗子下面是柔软沸腾的海,哪扇下面是车流不息的马路,她知道哪里可以跳,更知道哪里坚决不能跳。

在她心里,至始至终,婚姻如同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蹦极,期待地、欣喜地、悲情地,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都是陪葬。

可是她还是在我婚后一个月送了一大束玫瑰花给我,带我去听音乐会。

“所以说那次你没来参加我婚礼,是真的在听音乐会吗?”

“要不然呢。”她皱了一下眉。

“我以为你去跳舞了。”

“你又多想。舞早就不跳啦。”她又皱了一下眉,站起身开始为谢幕鼓掌。

给她看我的结婚证,“真是傻气。”她指着上面的照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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