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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世博会的记忆

作者:邹波 2016-01-25 17:36 编辑:美朵

文章摘要
当建筑师为世界造房子时,恶魔正在建造自己的宫殿;作为城市里的异乡人,客人变成了主人,主人变成了屠杀者,这才是后来人们对芝加哥的那段记忆的重心。

亨利·詹姆斯说:“有趣的情境有了,但趣在哪儿呢?” 《白城恶魔》好像完全是照这话来写的

我是说,无论作家还是记者,有些作品免不了像作文一样写成——先将欲写之事结构化,比如心里先有一个时代主题、一个场景、一个宏观数据基础,仿佛扑过去,撺掇些人在其中闹些事,希望这些事能反映大时代,并希望以技巧让人与环境水乳交融。

再刻意一步,就成了《纽约时报》特稿“八股”,趣味也结构化。结构化的代价是故事和人物从前景退到背景里,却又不是什么精彩的讲述——不是让人预感故事的发生,而是让人预感到故事必然发生的乏味。

有这种感受,兴许是因为最近很读到些平庸的非虚构作品——从新版《对手团队: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治天才》( Team of Rivals : The Political Genius of Abraham Lincoln )到《捕鱼舰队:在英属印度猎夫》( The Fishing Fleet: Husband- Hunting in the Raj )之类休闲式作家翻资料写的野史书,环境和人面面俱到,但只是资料并行而已,真正能交织为故事的却太少了。

前一本书塞下了好几个人的传记,读起来却只有平行和重复;后者讲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淑女们集体去印度,在东印度公司的海外白领中“猎夫”的故事,可每当该描绘个案人物的情感纠葛和社会心理时,作者却只能堆砌一些当时南亚次大陆的气候资料——炎热和爱情的关系就更难扯了,纵然我曾分析过密室与艳遇的关系。

或许这真不是能产生《光荣与梦想》这类有思维密度的编年史的时代,有的只是读者的干着急,看着作者罗列资料,恨不得替他们行使洞察力,客观却继续成为他们的托词——尤其是平庸的现实主义小说家、非虚构作家,反而和法国“新小说”家说着同样的辩护词(没想到两种平庸会如此相逢)。关系,关系,究竟在哪里人与人真正发生关系,其实比想象的要难。

当他们以现成材料就事论事,却仍然想写而不能写出生活的意义,他们就诋毁生活的意义,或者诋毁生活的无意义,仿佛一个畅销的成功学作家也总能在书尾或前言怒斥光明的消失以及伟大时代的不再是为犬儒之滥用。

说到这儿,我还是坚持对安·兰德们肤浅哲学的批判——自然主义风格的客观、滥竽充数的记者口吻的历史研究(甚至已开始占领历史学领域)恰好让“现实主义”在文学中蒙羞,他们令现实更模糊,更无意义,更琐碎,更屈从于庸俗哲学。

但至少,这本并不算新的非虚构作品——《白城恶魔》,终于让这种“ juxtaposition ”(并列存在)手法稍显特别。我一向认为,跨文体的错位努力正可见一个作家的真诚,无论他是纯文学作家还是记者,都让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

单说非虚构作品,如果将现实里明显充满关联的环境与人写成一个故事,并不算什么难事。但如果将没有明显关联的东西强力地放在一起讲述,那就是一个记者在他有限的文体里,开始勇敢地充当作家甚至诗人,这至少是一种有难度的努力。

这也让我想起哈罗德·布鲁姆形容诺曼·梅勒永远被他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埋没——他选择要在枯燥并充满自我正义的语言的政治题材中使劲成为一流作家,于是这个天才被体裁所限,埋没在二流作家的阵营里,但他其实是一流作家,试图把一种臭名昭著的学问变成文学。

有一类大师貌似靠的是有点不可知论的“原创”,另一类大师靠的是“综合”。但也许最终所有大师都是在强力地综合这个世界不相干的任何东西,最终发现一切事物的相关性。这不正是罗素所说的——“当真理被完整地说出,它会是同一团复句”?

与之类似,非虚构作家埃里克·拉尔森想要在社会史领域有更大的文学梦想。《白城恶魔》的英文原版里,你会读出作者的语言,移情至优雅的 19 世纪末美国清教徒的语法。 这类语言不似同时代的维多利亚英国小说,它貌似朴素,却又有点怪诞,继承了爱伦·坡或纳撒尼尔·霍桑的哥特语言。 相比之下,在最该直白的时候,维多利亚英语文学从来都很朴素,死就是死,冷漠就是冷漠,而不会把冷漠说成“蓝色的平静”。但这个比喻又只是说凶手的“蓝眼睛”,并非很妙的修辞,这种绰号般的修辞的确很“美国”。

但埃里克·拉尔森的文学企图更在于,他想要创造这样的命题:强行建立 1893 年世博会创造的奢华古典的芝加哥白城展区与 1893 年真实的河上漂着死猪的芝加哥城之间的关系;强行建立一个世博会建筑师和一个连环杀手在同一个城市——芝加哥——里的抽象对峙。

这是明显诗化的主题。所谓诗化主题,就是诗人凭借其跋扈才能确立的主题。当然,好的诗人一下就能建立让人信服的跋扈,如果不是让人信服的逻辑的话。


关于一个诗人如何描绘一个城市像一个生命在制造罪恶,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巴黎——《恶之花》还有《悲惨世界》,仍然是巴黎下水道所创造的邪恶路径所生的故事。

巴黎与罪恶纵然已构成了坚固的象征体系,但那是过去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一边玩着城市探险游戏、下水道生存游戏,一边享受着地面上的咖啡馆生活;人们把一个城市黑与白的关系解构了,分离了,这种与苦难记忆的分离,也是当下之人审美感觉的失落。我们只是一些痛苦之地的玩家。

1893 年的芝加哥又如何呢?对当时的城市玩家如何呢?非虚构作家埃里克·拉尔森想重建芝加哥的生活给当时人产生的印象——一个光鲜的世博会遮掩着一个真正肮脏罪恶的城市。

他说,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芝加哥,“为什么有人选择用创造不可能的事物来打发时间,有人则选择制造痛苦。最后这个故事还是关于善与恶的冲突,白天与黑夜,白城与黑城”。 于是世博会建筑师与连环杀手两条线索并行。

作者说,他要讲的是建造和毁灭这两股平衡的力,但在书中,这两股力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相逢,并未如我庸俗的猜测一样,建筑师伯曼和连环杀手福尔摩斯最后会来一场捍卫城市的决斗——如果由我来想象,福尔摩斯的罪恶该有真正形而上的意图,就如约瑟夫·康拉德在《密使》里描绘的那个试图炸毁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恐怖分子,他的目的是让大英帝国“在时间上错乱”,就如在抽象概念里扔下一个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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