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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房间

作者:郭玉洁 2016-01-25 17:35 编辑:美朵

文章摘要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1928年说出简单至极、却从未有人说过的真理:女人要想写作,得有钱,有不被打扰的房间,而仅仅这一点,就够难了。

人们谈起萧红,好像谈起古人。横在今昔之间的数十年,压扁为一面银幕,这个早逝的天才投影其上,成为二维图像,而我们是买票入场的观看者。观看、闲谈,事了归去,心满意足。或者“才女”——中国文人专为女性划出的区域。这个词隐含了年轻、貌美、柔弱、情感等因素,把有艺术才能的女性制作成了蝴蝶标本,赏人如物,拒绝另一种理解:她们以写作为志业,严肃、孤绝,极其危险。

最迫切感受到这种危险的,应该是萧红那些同为作家的情人们。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地里,萧军都常贬低萧红的作品。一次,萧红睡觉时,听到萧军对朋友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朋友应:“结构也不坚实啊。”无须等到后世,当时的左翼文坛大佬鲁迅、胡风等就评论说,萧红的文学成就超越萧军。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路流亡到南方,端木在客人来访时翻开萧红的手稿,大笑说:“这也值得写?”他翻开的就是公认写鲁迅最好的文章《回忆鲁迅先生》。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两段糟糕的感情。暴力、背叛、弃而不顾,亲密关系中最坏的部分分别上演。但这些对萧红文学才能的轻蔑,特别令人心酸与愤怒。

被自己最信任、依赖的人贬抑,又是怎样的倔强自律,才能一直写下去,在个人生活的危机中,在战乱流离中,一直写。人们责怪萧军、端木对萧红的伤害,但他们值得一丝怜悯。和天才相处不易,爱情原本就滋生恨意,加上同行的竞争,他们按住她——这个苍白多病、光芒四射的“第二性”,保护自己可怜的自尊。

萧红与萧军

所谓天才,在于非常年轻就写出了可以传世的作品—— 23 岁,《生死场》, 30 岁,《呼兰河传》,七十年后人们在阅读萧红,一百年、七百年后,只要人类没有灭绝、阅读汉语的人没有灭绝,人们还将阅读她。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萧红就表现出了喷薄欲出的个人风格,各种文体直觉地混融,精细的观察、漂亮的比喻,和直扑描写对象的浓郁情感,她和想像中的世界有最近的距离。

“谁规定了小说一定要怎样写呢?”萧红对聂绀弩说。她把自己比作《红楼梦》里的香菱,为诗痴了。她又像香菱的老师林黛玉在说:“这(写诗)有什么难的?”无论身体如何柔弱,个人生活是如何悲剧,提及文学,她们自信爽气。

对我来说,萧红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作家。第一次读《生死场》时,读到王婆卖马一节,大哭。知道她死在香港时,喉管被切开,身边没有一个人,才 31 岁,自己也难以置信地泪流满面。她容纳底层的苦难、土地的悲伤,也许所有的痛苦都是相通的。既已无法为逝者分担,去理解她的痛苦与光芒,就是生者最大的道义。

十年前,我曾到过黑龙江呼兰县。 5 月了春天还没有来,江风浩荡,千里暮云。人们酒喝得厉害,食物味道很重。朋友说,想想祖先们在这么寒冷的地方生存,粗糙就粗糙吧。没有看到街上的大泥坑,倒是路过市集里的喝啤酒大赛,人们围看一个小伙子仰起脖子,啤酒流到他的嘴里像一个小喷泉。仿照小说建起的萧红故居,灰瓦白墙,地砖湿润整洁。院子里有一座萧红的雕像,穿着学生服,手托下巴,一派纯真的“五四女学生”形象。

除了血缘、几乎没有来往的妹妹写文章说,那张萧红叼烟斗的著名照片,是闹着玩的,姐姐根本不会抽烟。事实上萧红不仅会,而且烟瘾很大。有一种说法是, 20 岁时怀孕的她被遗弃在哈尔滨旅馆,和妓女、无赖生活在一起,还染上了鸦片瘾。如果说写作以黑暗和痛苦为食物,萧红被毒汁泡过的心,足够她写到八十岁。她才仅仅吞食了童年。

萧红 19 岁离开父亲家,此后即使四处求告,饿到想偷邻居的面包,她也拒绝回家。“五四”一代叛离家庭的,不可能是乖女儿。她们在当时是些“不正常”的人,也是时代的勇者。但是很快,她们就付出了比同时代男性沉重得多的代价。

我在大学时读鲁迅《伤逝》,对离家出走又在小家庭中郁郁而终的子君颇不能理解。有同学在作业里写:为什么子君不去找个工作?同为女性,今天我们接受高等教育、进入上升通道,视工作为理所应当。我们很难理解将近一百年前,公共空间没有女性的位置。出身地主家,萧红才有可能读书。而在中学,她就被父亲许给了军阀的儿子。要离开父亲,就是随另一个男人私奔。 1937 年,萧红再次离家出走——这次是和萧军的家,住在一家私立画院。两天后,萧军的朋友找到她,画院老板说:“你丈夫不允许,我们是不收的。”

男人。学者葛浩文恨铁不成钢地说,萧红太软弱,她无法独自生存,而她的男人们都在伤害她。即使当时,萧红的日本友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萧红那么依赖萧军,她为什么要忍耐拳头、侮辱和背叛?她终于离开萧军,和端木蕻良在一起。友人 S 说,你离开萧军,朋友们都不反对,但是你不能一个人独立生活吗?萧红反应激烈:为什么我一定要一个人独立生活?因为我是女人吗?

萧红与端木蕻良

朋友 C 问她:到重庆后,有没有想过离开端木?她说:“想是想的,可是我周围没有一个真挚的朋友,因为我是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友爱呢?”“为什么必定要男人的友呢?”“因为社会关系都是在男人身上……在哪里都是有封建这个坏力量存在的。”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下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我呢,还是那样想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得……我会掉下来。”

这段著名的自白,迷惘、沉痛,但又如此诚实。又如何能苛责萧红的软弱?想想她成长在一个冷酷的家庭;想想她 19 岁时第一次尝到情人的背叛,私奔到北京,却发现对方有妻有子;想想她 21 岁时带着身孕困在小旅馆(女人的生育功能,无论在此时,还是在战乱中,都是一种诅咒),看松花江发起大水,付不出房费,也无路可走;生了孩子却只能送走,没有条件休养身体因此留下病根……经历了这种种困苦,委曲以求一个安定的生活,也许是最可以理解的选择。再想一想,这一切悲剧随生命终结的时候,萧红才 31 岁,而我们每一个人 31 岁时,还在犯着多少愚蠢的错误。即使在今天,中国的女儿们仍然背负着重重历史债务。

自由从来不容易,不是一个姿态,一个手势,自由是永恒的克服重力,挣扎着向上飞行。

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萧红短暂的一生,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而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写作的娜拉,要往哪里去?

福克纳曾对马尔克斯说,作家需要独处,也需要群居,因此最适合的居所是妓院,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马尔克斯穷困潦倒的时候,还真的在妓院住过一年,随后,就找到妻子,帮他料理家务,整理手稿,让他在自由幻想的同时,保有和现实世界的联系。然而这是男作家的特权,

对女作家而言,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在 1928 年说出简单至极、却从未有人说过的真理:女人要想写作,得有钱,有不被打扰的房间,而仅仅这一点,就够难了。

 1928 年,萧红 17 岁,她读的是鲁迅的《呐喊》和茅盾的《追求》。两年后,她离家出走。她摔上背后的门,面前是一扇扇紧闭的门,每一扇门背后都是一个男人。她进入一个又一个房间,为男人料理家务,左手替他们抄写手稿,右手写下自己的近百万字作品。

人们通常都忽略了萧红的力量。文学史上,她是左翼文学阵营的一员、鲁迅的学生,文化消费市场上,是她戏剧性的情感故事,但是离开了作为女性、作家的自觉,是无法理解萧红的。 1936 年,独自坐在东京的夜里,她写信给萧军说:“我始终把写作放在第一位是对的。”她像另一个天才张爱玲一样,意识到自己毕生的使命,都将是发挥自己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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