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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与激情

作者:N+1 2016-01-25 17:35 编辑:美朵

文章摘要
【独家】技术和政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们永远在后退、跟不上脚步,喘不上气。人们缺乏时间,而一种永恒不变的单调折磨着这个时代。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人们感觉时间正流逝得越来越快。学者们告诉我们,自从 18 世纪两场孪生的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爆发以来,各种文献都有规律地记录了人们对时间加速的感觉。技术和政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们永远在后退、跟不上脚步,喘不上气。卢梭在《爱弥儿》里提到那吞噬着我们的漩涡( tourbillon )社会正势不可挡地压倒一切,而《瓦尔登湖》的持续风靡无疑也与它对我们荒废而非享受时间的谴责密不可分。当然,马克思笔下的资产级“不持续对生产方式进行变革就无法生存”,到了世纪末,尼采诊断出现代的弊病在于“对一切基础的疯狂轻率的拆毁和肢解,这些基础进一步消解进一种永远流动和流散的生成中,现代人这宇宙大网之结上的十字蜘蛛对一切生成了的东西不知疲倦的拆解和历史化”。

所以,自然而然地,改革者和革命家们力图向我们展示一个更好的未来如何会将我们从无止境的加速中解放出来。在社会主义者手中,乌托邦不再被描述为一种超越时间的事物——托马斯·摩尔( Thomas More )的乌托邦意欲成为一种非时间性的理念,而非一种预言——而是确定根植于未来的某物。社会主义者和各行各业的改革者们都研究了市民的时间以及时间由谁控制的问题,并且坚信存在一个人类将无所事事的天堂——部分是因为机器将完成所有的工作。比如,我们可以注意到马克思对工作日的抗争;回头看爱德华·贝拉米( Edward Bellamy )的小说,尽管小说写于 1887 年,却将故事时间设置在 2000 年,届时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在 45 岁退休;凯恩斯的理论成型于 1928 年,却设想了 2028 年的场景,技术的进步将允许我们每周只需工作三天、每天三小时(即便这样,在凯恩斯的设想里,这也可能会超出我们所需);

在上世纪的下半叶,折中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德烈·高兹( André Gorz )规划了一个“后工作”社会,在那个社会里,自动化机器平稳地哼唱着,将缓减过度劳动的压力,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收入。

关于哪一方更能节省时间的斗争成为冷战的焦点,美国就大力宣扬自己如何通过技术将妇女们从时间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最富戏剧性的一个争论,发生在赫鲁晓夫和尼克松之间,即所谓的“厨房辩论”( Kitchen Debate ),苏联总理嘲笑了展出的现代美国家庭里那些花俏的器具——洗碗机、电动搅拌器——他还注意到他们在数年内就会过时。尼克松则绅士般地答道,美国经济是动态的,“旨在利用所有的新发明和技术”,每种技术的发展都能减轻工作的负担——尤其是美国女性的家庭劳动 (赫鲁晓夫对此嗤之以鼻,他将此称之为“资本主义对待女性的态度”)。

尼克松并非有意地揭露了现代性与它节省劳力的、动态的经济之间的核心悖论。因为这些电器确实节省了用于做家务的时间,但同时它们在一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的社会里也发挥着同样的功效,不仅导致了产品的淘汰,同样被废弃的还有那些工作机会,以及从事这些工作的男男女女。

今天来看,“厨房辩论”似乎是对慢生活的一种梦想——一些电视频道,一家一部电话,没有电子邮件,朝九晚五的生活,让人发狂的有限的选择。在那时候,这种生活已经让人感觉匆忙、超速。

但是(我们要强调)那个时代的超速程度还是不及我们自身的时代。有哪个时代会比我们身处的时代更觉得时间越来越少呢?有哪个时代必须要忍受更多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和建议呢?一方面,我们有布里吉德·舒尔特( Brigid Schulte )所著的那本《不堪重负》( Overwhelmed ),读来像是由《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扩充而成,主题则是作者如何几乎没有时间来探讨“时间”;另一方面,阿图尔·葛文德( Atul Gawande )的那本 《备忘录宣言》( The Checklist Manifesto )则逐条告诉你如何通过备忘录来节约时间。互联网充斥着各种虚张声势的技术文章——很讽刺的,这些文章经常来自《快公司》这样的杂志——告诉我们需要断开和互联网的连接(这样你才能更努力工作)。同时,时兴的“媒介节食”( media diet )文章会告诉你按照特定的顺序阅读一些特定的文章,而不是一知半解地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这样你可以像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Malcolm Gladwell )那样轻松管理自己的一天。与那些不断冒出来的冗长文章以及治疗工具一起出现的,还有各种生命休整( life-hacking ) APP ,自我定制( self-taylorizing )的程序会让你因为惭愧出门去跑上一会儿(但不需要很久),同时还能测量你之后的心率——从而将生命转化为又一个需要管理的任务。

如果个人的业余时间让人感觉也像是无暇去做的工作,工作本身越来越像是人们没空完成的工作。从追踪雇员工作速度的亚马逊的仓库,到监控频次和按键次数的呼叫中心,到那些你必须带回家处理的工作,一种超速的感觉如同闪电战一般抹去了过去的技术对节省时间的允诺。整个产业都随着可怕的速度消失了:从 1950 年代开始,在四十年的时间里,纺织业逐渐搬离纽约;然而在 1980 年代,曾是世界第一规模的美国钢铁业在五年时间里就全部瓦解。甚至股票交易平台也已被反应速度达到纳秒级的计算机交易系统替代,交易员们永远在试图比竞争者们获得更多的时间优势,反过来这也反映了商业世界更加关注快速向股东分红。这些股东们喜欢看到好战的 CEO 们通过大规模的裁员对员工们大开杀戒。根据一项研究,这些白领工人曾经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平均要换四份工作;现在他们预期自己要换 12 次以上的工作。这些工作越来越需要自我管理( self-managed ),用一位管理学家的话说,工人们要用一种“自我经营的心态”来面对处理他们的工作。朝九晚五工作制的松动,以及对更多“灵活度”的保证,导致工人们觉得有必要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公司。

这种加速是真实的,但我们为何会面临这样的结果?“资本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刺耳的回答。

毫无疑问,不仅是提高生产力的需要,还有提高商品流通和分配效率(马克思总结为减少周转时间)的必要,都驱动着资本积累越来越快的循环。但是核心生产过程的加速并不能直接解释社会生活的加速,抑或生命本身加速的感觉。消费更多、更好、更快的需求——第一个排队买可弯曲的 iPhone 6 ——并不能让一个人获得诸如全自动化制造一部手机和将 iPhone 销往全球的方法所带有的竞争优势。当然,大多数嘲讽加速(比如韦伯的“新教工作伦理”)和导致人们看重“此世”成就的世俗化(而非等待死后的“圣礼时刻”)的文化预设都要早于生产力实际的提高。

生产的加速也并不必然导致我们拥有的时间越来越少。实际上,问题也许在于我们最后拥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却没有感觉自己拥有了更多的时间。这种感觉对我们和此前的时代来说是如此核心,德国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 Hartmut Rosa )最近的著作以及他的“社会加速”的概念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最透彻的分析。对于罗萨而言,节省劳力(的工具)却让人产生加速的感觉,这是现代性最主要的悖论之一。这一悖论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我们时代的“压力的戏剧性增长,时间的缺乏”伴随着“空闲时间同样显著的增加”。几乎对于每种人口群体而言,即便对职业女性也是如此,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间从有偿劳动、义务性的家务劳动和身体的自我保健中解放出来的时间得到增长,职业女性(尽管她们仍然担当着备受鄙视的“第二班”的角色)每周至少拥有 3.7 小时的空闲时间。虽然这些增长被不平均地分配——穷人们享有的福利的下降和工薪阶层停滞的薪资水平导致人们同时要打好几份工——绝大多数节省劳力的技术都替我们节省了时间,但在那期间每个接受研究的群体都感觉我们失掉了这些时间。

关键在于,一个正在经历加速的社会陷入了一个无从逃避的反馈环路( feedback loop ),生产、流通、分配(用罗萨的术语来说,是“技术加速”)的加速驱动着社会的变革。社会体系不再能够保证生活道路的稳定。如果说,在传统的现代社会,人们能预期两代之内的生活——比如,一家公司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得到传承——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周转如此之快,一个人很难想象即使是若干年之内的生命历程,更不用说之后的几代人。反过来这也导致了“生活节奏”的加速感,一种喘不过气来的心理感觉——反过来这也驱动人们渴望更多的节省劳力的技术和技术变革。在这个环路里发生过世界-历史性的短路——在 1930 年代,成千上万人被迫赋闲;还有 1970 年代,当时技术的革新发展和他们允诺的盈利率似乎遇到了历史的限制——但是整体上,这种压力并未得到缓解。

对于罗萨而言,现代性是由一种持续的对“当下的收缩”( present contracting )的意识所界定的——即感觉在给定时间范畴内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在收缩。这种感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各种各样可以得到的社会经验正在无止境的扩增:你也许能做到的事情变得多到几乎不可能,并且每天以难以餍足的速度在扩张。

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也是人们诸多悔恨的对象,完美地例证了这一点。它的文章、微博和其他的消遣甜言蜜语地索要你的时间——其中那些关于如何节约时间的文章浪费了你宣称自己并不拥有的时间。我们的电视观看习惯也一样,这种媒介的黄金时代尤其体现了我们在拥有太多时间、与此同时时间远不够用之间的悖论。狂看( binge-watch )一个电视节目需要一个人连续看上六到十二个小时,没人会承认自己拥有这些空闲时间。对电视观众的研究报告显示,他们感觉自己的一生都被败给这个他们甚至不算喜欢的行为了。罗萨写道:

“在一项面向全美国的研究中,满足感的指数被设定为从 1 到 10 ,电视的平均值是 4.8 ,与之相对的,工作的平均满足指数是 7.0 (在 1975 年甚至达到 8.0 ),购物的满足指数也是 7.0 (在 1984 年的研究里是 6.4 ); 1995 年,至少女性的受访者从室内清洁中获得的满足感( 5.6 !)要高于看电视,而男性受访者们则表示他们从烹饪( 5.5 )中获得的满足感要高于电视。然而西部一些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州的居民会把他们 40% 的空闲时间都花在这项活动上:每天超过两小时,耗时比其他空闲时间进行的活动都要多。”

这种现象甚至发生在今天无休止的电视视频——只是增加了持续观看电视的可能性——和它的永不餍足出现之前。一个正在经历加速的社会的问题在于,人们会出于纯粹的要“跟上潮流”的意识而追求前所未有的多样的社会经验。当代生活的语义暗示了一种责任:“我必须要读报纸”;“我应该更多地弹钢琴”;“我真的需要跟上潮流”。无论是电视还是互联网都能让人感觉非常迅速地、狂热地获得很多体验,这种方式在被厌恶的同时又被渴求。用于看电视的时间能充分体验刺激——观看《权力的游戏》的乐趣不仅在于它的角色都按规则分配,还在于剧情会偶尔穿插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但这种刺激很难持久。“电视,”罗萨写道,“显然倾向于在最后让坏情绪的观众精疲力尽、难以平复。互联网也是如此。这两者留下的还有那些生活里充斥着狂热行为、却很少有连续体验的感觉的观众——扁平的个体、一个在不断收缩的当下和不停扩展的系统里的节点抑或神经末梢。

一个劳力被节省、同时时间被转移扩充的时代的文化后果,早在所谓的现代性发端时就被登记在案了。其中一个文化后果就是小说,它诞生于一个加速的社会,现在则似乎受累于它的成功。

在 18 世纪,促成“小说的兴起”的是消费:和其他需要缓慢阅读的文学门类不同,小说可以被购买、并被快速阅读。需求创造供给。

18 世纪早前的小说的壮观标题——《名声显赫的摩尔·弗兰德斯的幸与不幸,生于新门监狱,六十多载的人生久经风霜,除去她的童年,为妓十二载,五度为妻(其中一次嫁给自己的亲弟兄),行窃十二载,作为重罪犯被移交到弗吉尼亚八载,最终变得富有,生活虔诚,悔罪而终》——逐渐减少到一个单词(《爱玛》),小说的人物角色也变得很少。

文化批评家贬斥这些新小说大多数快速传达廉价的感动、勉强的震撼,还有脆弱的多愁善感。萨缪尔·约翰逊写道:“它们是为那些脑袋空空、没有确定原则、因而轻易跟随潮流的人们提供的消遣;他们无法从经验中获得借鉴,继而各种虚假的建议和偏颇的解释就得以乘虚而入”(作为一个有悠久小说传统的国家,中国持续按着一种闲逸的节奏生产冗长的、需要慢速阅读的小说,其迂回的叙述、数百个角色都意在让读者花费数年读完)。

尽管如此,在 19 世纪末期,伴随着铁路和现代公司体制带来的全球经济的巨变,小说也逐渐滞后了。在乔治· 吉辛( George Gissing )关于“世纪末”( fin-de-siècle )伦敦文学生活的小说《新穷人街》( New Grub Street , 1891 )中,“穷人街”的新变化在于它激烈的速度。“这个时代的邪恶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事物如蜉蝣般朝生暮死,”书中一个脾气更坏的老者评价道,“因此人们产生了对散文、综述性文章和碎片化的批评的需求,这种需求和那些质量勉强过得的产品供给相比,都是不成比例的。”主角埃德温· 里尔登( Edwin Reardon )慢慢耕耘着一部三卷本的小说,这注定将他引向失败;他的同代人雅思佩尔· 米尔文( Jasper Milvain )——“一个现代得惊人的年轻人”则不紧不慢地持续写出一组文章和评论,并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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